接續「放映頭條」對於今年AND紀錄片工作坊的報導，我們特別訪問了今年的專題講座講者Mary Stephen。曾為法國電影大師艾力克侯麥（Eric Rohmer）剪輯《花都無間》、《秋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綠光》等名作的Mary Stephen，有著一張道地的東方面孔，中文名字叫做雪美蓮的Mary在香港華人家庭出生、成長，中學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並開始學習電影創作與剪輯，隨後更前往法國進一步學習電影，並從擔任知名剪接師Cécile Decugis的助理開始，直到1980年代《飛行家的妻子》一片開始和侯麥密切合作，自此擔任大師的御用剪輯與配樂。除此之外，她自己也偶有導演的劇情片與紀錄片作品。身為一位重視創意思考的剪接師，Mary Stephen在AND的演講中告訴學員，不論劇情片或紀錄片剪接師的養成，最重要的不是對於技術、軟硬體瞭解多少，而是要不斷從詩歌、音樂、繪畫之中汲取養分，將這些美學經驗轉化為剪接時設計影像與聲音如何搭配的工具。她也不斷鼓勵學員跳脫框架思考，尋找更有創意的方式組織影像敘事。

除了擔任侯麥的首席剪接師並以法國為工作基地，在過去十年中，Mary也將工作重心放在亞洲與中國，參與多部中國獨立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剪接，包括2007年的劇情片《盲山》，2009年的紀錄片《歸途列車》等，她與杜海濱的合作尤其密切，杜海濱近年三部作品《傘》（2007）、《1428》（2009）、《少年★小趙》（2015）等，都是由Mary Stephen操刀。

剪接重要性不被華語獨立電影重視

過去十年和許多華語獨立電影工作者合作，但Mary Stephen認為東西方獨立電影的敘事或影像風格差別不大，最大的差異在於工作的方式與概念（mind-set）。身為剪接師，她最大的感慨在於華語獨立電影工作者常欠缺對於剪接與聲音設計的重視。「不論在紀錄片或劇情片上，剪接方面永遠是不夠時間的。製片過程總是不懂把足夠的時間留給剪接師，或是為相關部門編列足夠的預算。」聲音設計也是電影藝術裡面重要的一環，但對照香港電影的產製方式，往往只花一兩天就弄好了聲音。Mary強調電影創作對於後製工作應該要有很細緻的關照，讓專業人員像作手工藝品般打磨出漂亮的作品。而這樣觀念上的不同，常導致華語電影工作者在跨國合製時在溝通上產生誤會。「有很多來自亞洲的創作者都不明白，為何去到法國時，他們需要兩個月來剪聲音呢？以往他們自己可能一個晚上就剪完了。」這樣的觀念差異，也是歐洲團隊在相關合作時的挫折感來源。

然而，她發現中國獨立電影團隊對剪接重要性的輕忽，連帶也讓剪接師的角色受到忽視。在許多情形下，剪接師的工作僅止於為導演整理素材完成粗剪，更像一名剪接助理，而外界也常把剪接的功勞視為導演的成就，剪接師的努力不易被人看見。在這樣的情形下，「年輕人都不想做剪接師，除了因為在中國剪接師待遇不高，他們也認為自己只是導演的手，所以他們不會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位子。在法國，大家認為剪接師是一個『創意編輯』（creative editor）的角色，是真的把這個片子做出來的人，所以剪接師在那邊是很重要的位子，也有很多人想做。」Mary也提到由於紀錄片在拍攝、剪接的過程獨特，剪接師需要從大量拍攝素材中整理出流暢的敘事脈絡，不但要讓觀眾理解故事內容，更要透過剪接營造氛圍。因而法國的相關工作者甚至會思考紀錄片的剪接師「能不能算是一部作品的共同作者（Co-author）」。

從生活的隨機事件挖掘戲劇性

和Mary聊到這邊不禁想問，紀錄片需要長時間拍攝被攝者的生活，甚至花費數年蹲點，拍攝素材中難免充滿隨機發生的事件，例如杜海濱的《少年★小趙》便花了五年跟拍主人翁的成長與轉變，面對如此大量而可能隨機的生活片斷，剪接師要如何從中梳理出敘事的脈絡。Mary Stephen不否認其中難免需要一點運氣，例如在《少年★小趙》拍攝過程中，她一度擔心故事不知如何發展下去，好在後來杜海濱拍到主角與同學前往四川大涼山偏鄉支教的過程，才讓她從中找到故事的方向。除了運氣，創作者要隨時有雙敏銳的眼睛，尋找任何事物中的戲劇性。他以今年和AND學員討論作品的經驗為例，「這些獨立團隊共通的問題之一，就是有些作品是很私密的題材，因而他們會拍很多生活中的小東西，但要記得，我們在找一個Drama出來，再小的東西也要捉到裡面的Drama，否則就跟拍Home-movie沒兩樣了。」她也再次強調拍攝者的觀察力，「紀錄片導演需要很敏銳的觀察力和感知力，雖說生命是由隨機事件組成，但紀錄片導演常要在頭腦裡面找故事。拍攝時可能隨機地拍，但腦子是沒有停下來的，尤其很多紀錄片裡面的人物與故事，都是在拍攝過程中才發現的。」

2015 AND入選作品豐富　但團隊多缺專業分工

談到今年AND的入選作品，Mary Stephen認為今年的案子都很有意思，有很多社會政治、或極具歷史意義的題材，她也有興趣將一些作品帶去歐洲尋找合作機會。而她想介紹到歐洲的，則希望是一些比較特殊的題材：「這幾年關於中國的題材已經過於疲乏了，來來去去都是拆遷、礦工、移工，很難說服別人再注入資源到相近的題材，所以我找的都是比較沒有看過的題材，其中卻又有些普世的經驗，是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但在面談的過程中，她認為許多團隊在導演、製片分工上還需加強，有些團隊的製片看起來只像是導演來幫忙的朋友，但製片和剪接師一樣，在團隊中都扮演一雙客觀的眼睛，是很重要的角色。「我指的製片是『創意製片』（creative producer），他不只是一雙眼睛，也協助導演將企劃塑型。在一些很個人的題材裡，我明白導演可能急於表達自己的情感，但你還是要把故事輪廓抓出來，如果不是，你就不用來AND，也不用去參加其他提案，你在家裡做home-movie不就好了嗎？」Mary Stephen說。她認為，既然決定參加提案活動，就是希望為作品找到更多觀眾，而為了讓作品和更多人溝通，還是要抓出故事輪廓。「不是說你一定要做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要慢慢去想如何在這個沒有故事的題中找到可以變化的東西，一個可以感動人家的東西。」

跨國合製考量多　並非獨立製片萬靈丹　

今年在AND入選作品中看到許多跨國合作的拍攝計畫，同時，跨國合作似乎也能為獨立團隊帶來較充裕的資金，但Mary Stephen認為，跨國合作對獨立電影並非必要。跨國合製雖然會帶來好處，但背後需要額外付出許多精力，例如製片團隊需要先找到合作頻道商簽約，才能申請該國補助。此外，和歐洲團隊合作費用高昂，當地政府也會額外收取相關費用，所需資金也相對提高，和合作方談判作品的授權範圍也不容易。此外，種種申請手續也曠日廢時，「歐洲的工作方式是非常非常緩慢的，有時候一個案子過去，製片團隊都會等得很著急，加上申請當地補助，資料來回修改與重新申請都需要時間，有的部門甚至兩個月才處理一次申請案件，很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年半就過去了。」Mary認為，對沒有獨立製片經驗的人而言，跨國合製的幫助較大，因為作品能藉由外國有經驗的合作伙伴觸及更多人，但創作者要知道背後的代價。

也因此，Mary認為並非所有的獨立紀錄片都需要跨國合製，「有時我反而鼓勵人家自己繼續做下去，因為有些片子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拍，有些題材可能很私密，也需要慢慢釐清想法，可能他們做到一個階段拿出來跟別人討論一下，回去還需要幾個月消化。」

獨立製片團隊應找回新浪潮合作精神

然而，沒有跨國合製的資金，製片團隊仍然面臨缺乏資源的問題，連帶可能也無法聘請專職剪接師，導演不免仍須身兼剪接，這對作品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Mary認為，現今雖然因為科技進步與普及，很多人都可以在家裡剪輯影片，導演的確可以自己處理一些東西，但是剪輯工作還是由專人負責比較好。例如今年AND入選作品中不乏導演身兼剪接的案例，但作品中都會有一些問題，例如片中哪一人是主角，或是導演無法捨棄某些拍攝素材等等。「所以還是需要另一雙眼睛，一個客觀一點的人來看。」Mary說。

她認為最好的方式，還是回到新浪潮時期一樣，朋友之間組成一個互助小組，幫忙看彼此的作品，「沒錢還是可以找到作法，以前在膠片時代剪接更貴，例如法國新浪潮的創作者都是找朋友幫忙，或是到電影俱樂部找有興趣學生一起做，總是找的到有熱情的人。」